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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时刻要求自己)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反思自己)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同理心)

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郭店楚简。以身作则,无为而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虽然这句话‘君’指的是诸侯国君,其实没有对比民和天子,但是民本思想还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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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 – 老舍

好厉害的老舍,写出来这么出色的一部不长的小说,应该是结合了他自己年轻时在政府工作的一段经历。写出了民国初期北平中产阶级上班族们的心理,交际及社会现状。

感觉比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厉害成熟风趣多了。尤其是说到马家的儿子回来自我介绍,我是马可同,马克司的弟弟。看了几遍云里雾里,最后突然才恍然大悟…

突然觉得老舍的老年悲剧,可以理解了。为啥他被批斗完,大半夜回到家也没有个安慰,毅然走向了未名湖,他自己也是‘老李’嘛。

哦,正好也看了一遍92年的翻拍电影,真的非常忠于原著。只是毕竟是影视作品,复杂又精彩的心理描写表达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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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哲学 – 老舍

老舍的前期作品,这是看胡金铨写的老舍传而看的。一个比较短篇的故事,在民国初期,北京城边,一个自私的有读了点书的老张身边的故事。

精致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借钱给了学生家长,借钱给了一个在教会工作的退役军官,加上士绅们互相勾结夺权,结果引发了买卖婚姻,和年轻人自由恋爱,自由生活的冲突。

大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其实都很渺小。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男的女的,真正能推得动的也就是那几号胆子大的心够大或者够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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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在中国 – 梁鸿

因为贾樟柯的新电影‘游到海水变蓝’,认识了梁鸿这个乡村作家,教师。电影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回忆她的母亲,父亲和大姐。于是乎,读了她的‘梁庄在中国’。

以回家采访的形式,访问并部分回忆了梁庄,这个河南南部靠近湖北襄樊一个小乡村的人物和乡村变迁。似乎很有意思,连我自己都曾经有类似的想法,如果我是学文学的话。因为乡村有太多的回忆,和成长的寄托。

发现没,基本上中国所有的乡村都很类似,血缘关系连系着的,有大姓有小姓,她的村子相对比较大了,人也比较多。乡村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思想和哲学(深入中国人骨髓的)。

唯一遗憾的一点是,梁鸿的乡村里,没有乡村礼节的篇幅。乡村里对礼的重视,但却很虚很假,是对我最深的最厌恶的章节,周礼周礼,经过几千年的战乱,演变,从贵族到平民,从复杂到趋于形式,所以我个人认为,红楼梦在民间也是很有市场,虽然它讲的是几大家族里面的人情世故,但是民间也有对应的形式。

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乡村,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础最内核的土壤所在地。但是也很遗憾,现在中国农村在慢慢消亡,皮之不在毛将焉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最基础的市场,一切都让位于经济。或许也好,以家为中心扩散的关系型社会终将被打散,什么小家,大家,公家,国家,都开始瓦解。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以人为基础,以人为本,都能重视人了,那才是真正的转型成功了。中国文化还是有重新辉煌的一天的,就像梁漱溟先生所坚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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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 贾樟柯

十一偶尔看到有贾樟柯的新片还在上映,可惜已经有两周了,现在即使在上海,也就几个影院在放。只得跑到很远的花木路。

主线是四个作家的访谈,第一位因为已经过世所以以回忆采访为主,其他几个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讲述各自的写作之路,和一些有趣的经历,然后带有贾樟柯式的记录中国当代各具代表性的普通人物和时代特色镜头,有的和电影有关系,有的是没有关系。

感染最深的是梁鸿那段,之前不认识她,一个乡土文学的教授和作家,出身河南邓州梁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原小村庄。说到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姐姐,真是催人泪下。虽然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百姓家,普通的人,但是却又包含了丰富的中国乡土情感。尤其是梁鸿说,当你还不能从容的谈起她母亲时,说明她现在还没有放下。。。然后回来的路上,就买了‘中国的梁庄’来看看吧。

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只不过这一次是借了几位作家的口来讲述他的中国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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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艾凯

梁漱溟和美国艾凯教授的访谈,艾凯教授在做中文深造期间写了“最后的儒家”,从而结缘。

一个佛教徒,一个素食者,一个异常平静无争的老人,一个自称没有读过老书的儒者。看下来有几个地方印象深刻。

一是人类对人生的探索分成三大阶段,第一是人对物人对自然,二是人对人,三是人对自身。西方哲学属于第一类,中国属于第二类,印度属于第三类。所以梁先生坚信中国文化复兴。显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属于早熟路线。

这个解释了他对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天下太平的理解。

对康有为比较不屑,后面还有一段。

讲到了关于古文学的三个分类。

这个也几次提到,说佛教里关于人的。

评价辜鸿铭,很奇怪的老人。

提到了梁启超,林先生,伍先生对他这个后生的提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还有蔡元培先生。

对五四的评论,嗯,孔子其实成了反面典型,难免被批的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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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 读到十卷看不下去了。

真看不下去,就是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中国人生活中始终逃离不了这些东西,皇帝家有皇帝家的礼,大户家有大户家的礼,小户家有小户家的礼,百姓家有百姓家的礼,这个礼基本雷同,规模不同而已。而这些繁复没有意义却束缚每个人的礼教,最需要的就是被铲除。

有点乐趣的就是知道乾隆年间,口语中,原来也有跟现在还大差不差的说法。前十篇也基本接触了各种人物关系,总比学生时期啥都不懂有点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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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思想 – 余英时

余先生论文的合辑,还是很高深的,毕竟是学术研究性文章。影响深刻的是这一篇,‘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讲到了儒家的转型和独尊儒术的背景。

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朱子语类》载: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卷一三四。按:《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载陆宣公答唐德宗语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朱子议论当即本于陆宣公此节奏语也)

   朱子能议论及此,才真不愧是旷代臣儒。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朱子答陈亮云: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579页)

   从朱子到今天,又过了八百年,因此我们只好接着说:

   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还有一篇说中国历史的特质,也很有收获。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大统的政府。

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要迟到秦汉时代才出现,但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政权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在商周时代已经开始了。商人觉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歼灭商以前似乎也承认商是天下的共主。后来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认是受命于天。所以中国在中原的政权自视为‘天朝’,至少在观念上是很古老的。

…尽管很多官僚愿意跟商人勾结,甚至愿意经商,但商人不能成为社会上的中坚势力,皇帝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最能看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

封建之世,只有贵族血统才能登上政坛,但大一统国家形成后,政府便需要大量有才能的人。要选拔人才,不能单靠血缘的关系。于是考试,选举等制度便相应产生。汉代有贤良方正,后来孝廉最重要,东汉的孝廉已经需要考试。由考试而等仕途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正途出身。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而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成打破。

此外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宗教所占的地位不如西方重要,第二法律的发展常常落在社会现实的后面,这是最明显的。西方人初到中国,发觉中国人只拜祖宗而不信上帝,他们必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是西方的道德依附于宗教道德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不相信上帝便没有道德。….中国的道德精神则是独立于宗教意外以外的。但古代中国的道德和宗教仍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道德精神的独立可以说是儒家对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结果。

但是中国有很多道德观念又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历史上妇女讲节烈,男子讲气节。‘节’本身是一政治意义的的东西。…儒家一向是想用道德来控制政治,驯服赤裸裸的权利,宋儒尤其如此,强调‘理’尊于‘势’。但事实上儒家的努力并无显著的效果。这是因为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皇帝并没变成圣人,却获得‘圣人’的美号。中国道德的人间性一方面源于理智话,这是伟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来自政治化,这就不甚可喜了。不过一般的说,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作用,总是历史山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无所谓立法,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立法,甚至皇帝也不能立法,只有开国的皇帝能立法,后来的皇帝则要遵循祖宗的法度,不能任意改变。所以立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法律几乎经常与现实脱节。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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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 – 于英时

8篇和士相关的长篇论文结合而成,说实话很专业,比较影响深刻的是两段,一是关于儒家士的产生及(其他家也差不多)其道,与势的关系,为何强调修身。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个人修身,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参考答案。第二段是关于禅宗,新儒家,新道教的产生,影响力及互相影响,出世和入世的概念。

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

所以比较全面的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新儒家的运动已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新道教一方面继承了新禅宗的入世苦行,如‘不作不食’‘打尘劳’,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新儒家的‘教忠教孝’。这便是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