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论文的合辑，还是很高深的，毕竟是学术研究性文章。影响深刻的是这一篇，‘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讲到了儒家的转型和独尊儒术的背景。
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朱子语类》载：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卷一三四。按：《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载陆宣公答唐德宗语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朱子议论当即本于陆宣公此节奏语也）
朱子能议论及此，才真不愧是旷代臣儒。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朱子答陈亮云：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579页）
从朱子到今天，又过了八百年，因此我们只好接着说：
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还有一篇说中国历史的特质，也很有收获。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大统的政府。
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要迟到秦汉时代才出现，但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政权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在商周时代已经开始了。商人觉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歼灭商以前似乎也承认商是天下的共主。后来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认是受命于天。所以中国在中原的政权自视为‘天朝’，至少在观念上是很古老的。
…尽管很多官僚愿意跟商人勾结，甚至愿意经商，但商人不能成为社会上的中坚势力，皇帝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最能看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
封建之世，只有贵族血统才能登上政坛，但大一统国家形成后，政府便需要大量有才能的人。要选拔人才，不能单靠血缘的关系。于是考试，选举等制度便相应产生。汉代有贤良方正，后来孝廉最重要，东汉的孝廉已经需要考试。由考试而等仕途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正途出身。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而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成打破。
此外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宗教所占的地位不如西方重要，第二法律的发展常常落在社会现实的后面，这是最明显的。西方人初到中国，发觉中国人只拜祖宗而不信上帝，他们必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是西方的道德依附于宗教道德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不相信上帝便没有道德。….中国的道德精神则是独立于宗教意外以外的。但古代中国的道德和宗教仍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道德精神的独立可以说是儒家对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结果。
但是中国有很多道德观念又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历史上妇女讲节烈，男子讲气节。‘节’本身是一政治意义的的东西。…儒家一向是想用道德来控制政治，驯服赤裸裸的权利，宋儒尤其如此，强调‘理’尊于‘势’。但事实上儒家的努力并无显著的效果。这是因为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皇帝并没变成圣人，却获得‘圣人’的美号。中国道德的人间性一方面源于理智话，这是伟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来自政治化，这就不甚可喜了。不过一般的说，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作用，总是历史山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无所谓立法，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立法，甚至皇帝也不能立法，只有开国的皇帝能立法，后来的皇帝则要遵循祖宗的法度，不能任意改变。所以立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法律几乎经常与现实脱节。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反映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