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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在中国 – 梁鸿

因为贾樟柯的新电影‘游到海水变蓝’,认识了梁鸿这个乡村作家,教师。电影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回忆她的母亲,父亲和大姐。于是乎,读了她的‘梁庄在中国’。

以回家采访的形式,访问并部分回忆了梁庄,这个河南南部靠近湖北襄樊一个小乡村的人物和乡村变迁。似乎很有意思,连我自己都曾经有类似的想法,如果我是学文学的话。因为乡村有太多的回忆,和成长的寄托。

发现没,基本上中国所有的乡村都很类似,血缘关系连系着的,有大姓有小姓,她的村子相对比较大了,人也比较多。乡村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思想和哲学(深入中国人骨髓的)。

唯一遗憾的一点是,梁鸿的乡村里,没有乡村礼节的篇幅。乡村里对礼的重视,但却很虚很假,是对我最深的最厌恶的章节,周礼周礼,经过几千年的战乱,演变,从贵族到平民,从复杂到趋于形式,所以我个人认为,红楼梦在民间也是很有市场,虽然它讲的是几大家族里面的人情世故,但是民间也有对应的形式。

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乡村,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础最内核的土壤所在地。但是也很遗憾,现在中国农村在慢慢消亡,皮之不在毛将焉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最基础的市场,一切都让位于经济。或许也好,以家为中心扩散的关系型社会终将被打散,什么小家,大家,公家,国家,都开始瓦解。但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以人为基础,以人为本,都能重视人了,那才是真正的转型成功了。中国文化还是有重新辉煌的一天的,就像梁漱溟先生所坚信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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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艾凯

梁漱溟和美国艾凯教授的访谈,艾凯教授在做中文深造期间写了“最后的儒家”,从而结缘。

一个佛教徒,一个素食者,一个异常平静无争的老人,一个自称没有读过老书的儒者。看下来有几个地方印象深刻。

一是人类对人生的探索分成三大阶段,第一是人对物人对自然,二是人对人,三是人对自身。西方哲学属于第一类,中国属于第二类,印度属于第三类。所以梁先生坚信中国文化复兴。显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属于早熟路线。

这个解释了他对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天下太平的理解。

对康有为比较不屑,后面还有一段。

讲到了关于古文学的三个分类。

这个也几次提到,说佛教里关于人的。

评价辜鸿铭,很奇怪的老人。

提到了梁启超,林先生,伍先生对他这个后生的提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还有蔡元培先生。

对五四的评论,嗯,孔子其实成了反面典型,难免被批的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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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 读到十卷看不下去了。

真看不下去,就是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中国人生活中始终逃离不了这些东西,皇帝家有皇帝家的礼,大户家有大户家的礼,小户家有小户家的礼,百姓家有百姓家的礼,这个礼基本雷同,规模不同而已。而这些繁复没有意义却束缚每个人的礼教,最需要的就是被铲除。

有点乐趣的就是知道乾隆年间,口语中,原来也有跟现在还大差不差的说法。前十篇也基本接触了各种人物关系,总比学生时期啥都不懂有点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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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思想 – 余英时

余先生论文的合辑,还是很高深的,毕竟是学术研究性文章。影响深刻的是这一篇,‘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讲到了儒家的转型和独尊儒术的背景。

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朱子语类》载: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卷一三四。按:《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载陆宣公答唐德宗语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朱子议论当即本于陆宣公此节奏语也)

   朱子能议论及此,才真不愧是旷代臣儒。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朱子答陈亮云: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579页)

   从朱子到今天,又过了八百年,因此我们只好接着说:

   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还有一篇说中国历史的特质,也很有收获。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大统的政府。

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要迟到秦汉时代才出现,但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政权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在商周时代已经开始了。商人觉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歼灭商以前似乎也承认商是天下的共主。后来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认是受命于天。所以中国在中原的政权自视为‘天朝’,至少在观念上是很古老的。

…尽管很多官僚愿意跟商人勾结,甚至愿意经商,但商人不能成为社会上的中坚势力,皇帝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最能看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

封建之世,只有贵族血统才能登上政坛,但大一统国家形成后,政府便需要大量有才能的人。要选拔人才,不能单靠血缘的关系。于是考试,选举等制度便相应产生。汉代有贤良方正,后来孝廉最重要,东汉的孝廉已经需要考试。由考试而等仕途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正途出身。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而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成打破。

此外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宗教所占的地位不如西方重要,第二法律的发展常常落在社会现实的后面,这是最明显的。西方人初到中国,发觉中国人只拜祖宗而不信上帝,他们必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是西方的道德依附于宗教道德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不相信上帝便没有道德。….中国的道德精神则是独立于宗教意外以外的。但古代中国的道德和宗教仍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道德精神的独立可以说是儒家对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结果。

但是中国有很多道德观念又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历史上妇女讲节烈,男子讲气节。‘节’本身是一政治意义的的东西。…儒家一向是想用道德来控制政治,驯服赤裸裸的权利,宋儒尤其如此,强调‘理’尊于‘势’。但事实上儒家的努力并无显著的效果。这是因为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皇帝并没变成圣人,却获得‘圣人’的美号。中国道德的人间性一方面源于理智话,这是伟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来自政治化,这就不甚可喜了。不过一般的说,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作用,总是历史山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无所谓立法,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立法,甚至皇帝也不能立法,只有开国的皇帝能立法,后来的皇帝则要遵循祖宗的法度,不能任意改变。所以立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法律几乎经常与现实脱节。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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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 – 于英时

8篇和士相关的长篇论文结合而成,说实话很专业,比较影响深刻的是两段,一是关于儒家士的产生及(其他家也差不多)其道,与势的关系,为何强调修身。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个人修身,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参考答案。第二段是关于禅宗,新儒家,新道教的产生,影响力及互相影响,出世和入世的概念。

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

所以比较全面的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新儒家的运动已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新道教一方面继承了新禅宗的入世苦行,如‘不作不食’‘打尘劳’,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新儒家的‘教忠教孝’。这便是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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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回忆录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潜山人。

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同时,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一句‘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道出了中国传统和现代合二为一知识分子的最振聋发聩的力量。很惭愧去世那几天才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开始找他的著作看。回忆录就很有意义,记录了从出生的辗转,儿时的乡村记忆(在潜山乡下待了9年,估计和老家的情况基本一致),学生时期的启蒙和冲撞,都很鲜活。还有一趟火车引起的人生转折,留居香港,师从钱穆,后到哈佛求学,最后留美任教。也讲述了在香港和美国期间的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研究概况,对此完全陌生的我居然看了也有了几分兴趣。

为此大概理解了一点关于‘汉学’‘新儒学’的概念。余先生的价值观坚守更是令人敬佩。

怎么样才能让古老而流传至今的儒家精神,更好的融入到民主自由科学中去呢,儒家精神的生命力一定会长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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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 – 易强

对这个帝国终于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先上一张黄金家族图表。

蒙古帝国起源于原始的复仇,整个东亚,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一部分都逐步被卷入,最后又终结于宗教和内乱。下面几个是收集于维基的地图。

1206: 铁木真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

1219:1218灭西辽。

1223:1221花刺子模国亡,本来是先攻西夏金的,无奈花刺子模自己作死,铁木真复仇第一。

1227:1227年西夏亡,同年铁木真死于六盘山,1229年窝阔台上位,1234年金亡。

1237:1238年占领莫斯科,1240攻占基辅,1241入侵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后因窝阔台的死拔都班师回朝。

1259:1251蒙哥就位大汗,1256年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洗劫巴格达,1260年攻占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因为1259年蒙哥死于钓鱼城, 旭烈兀回师后西征军败于马木留克王朝止步以色列。蒙哥自己1258年开始东征南宋,1260忽必烈回到开平自称大汗,其后默认四大汗国的独立策略,四年后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1271忽必烈在其领地建立大元政权,1276年南宋基本亡,1279崖山海战彻底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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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己的理解,蒙古因为草原部落的天性和仇恨而成长壮大,先后消灭周边的西辽,西夏,金,花刺子模。这已经是基本盘了。后扩大到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多少有点收不住的感觉,后来因为继承人内斗问题和宗教问题而逐步回撤。回到东边,高丽早就臣服成了后勤基地,两次征日本都惨败大概率因为台风,南宋能坚持到1276年也相当不容易了。接下来有空看看蒙古对中原的文化影响吧。

最后是本书的结语,写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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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 – 易强

一本史料详尽,完整贯穿明朝的书,锦衣卫的来龙去脉,历史作用很清楚。对明朝各位皇帝也有简单的介绍,毕竟锦衣卫就是皇帝的私人队伍,顺带说了很多东厂西厂的东西,以及和内阁的纠葛。

朱元璋立吴王之初,即重视礼,汉唐败坏在他来说就是礼制败坏,他的偶像就是周武王,最初的锦衣卫也是处于维护礼制需要的机构。尔后慢慢合并入了兵卫的职责。由于和皇帝的亲密,后面更有了监督刺探情报执法的作用,虽然一开始执法还得最终经过三司。

朱隶认识到锦衣卫容易专权,遂启用宦官设立东厂牵制。皇明祖训虽然明示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无奈“不可轻改”本身就太灵活,太祖自己也开了先头,让太监外出地方办事。

东厂设立的时机选在永乐十九年迁都于永乐四年始建的北京京城,锦衣卫和东厂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西厂的设立源于东厂和锦衣卫引外人至大内让宪宗觉得很不安全,遂离西厂以节制。不过不管是西厂还是后来的内厂都不长久。

东厂西厂都是太监当头,锦衣卫行事。锦衣卫则有世袭的有流官,有的只禄名不干事的,大部分时候很庞大,基本都是皇帝的亲信,外戚的(明朝外戚不出任文臣),太监亲戚的,功臣之后的,或者亲王侍卫的。

因为太监平实跟皇帝的时间多,所以基本东厂的势力要大,但是也有例外,锦衣卫高高在上的时候,比如陆炳。也有一两段时间东厂和锦衣卫碌碌无为,因为皇帝也偶尔振作的时候。

总体来讲对言官来说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对六部及以下或者平民就比较残酷,首辅下狱被杀的也有几位。生死大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上的,不要看东厂或者锦衣卫嚣张跋扈。就算是曹吉祥(同期于谦死),刘瑾(同期李东阳),魏忠贤(同期杨涟左光斗)等大奸宦,也跟捏死小蚂蚁一样简单。

太祖朱元璋,30年。

建文帝,4年,太急于削藩,导致了燕王起兵。

成祖朱棣,22年。

仁宗,1年,任用三杨,停止下西洋,宽恕建文旧臣,可惜一年就崩了。

宣宗,10年,开启了太监读书的时代,为太监干政买下了伏笔。

英宗,14+7年,宠信王振,酿成土木堡之变。值得肯定的是结束了殉葬制度。

代宗(景帝),8年,英宗弟,可惜度量小,病重期间发生夺门之变。

宪宗,23年,为于谦昭雪,励精图治,可惜专宠万贵妃,也引起传奉官泛滥。

孝宗,18年,幸得太监怀恩搭救,五岁才被宪宗相认,勤于政事,厉行节俭,一夫一妻。

武宗,16年,精于游乐,刘瑾抬头,宁王造反,王阳明平叛。

世宗,46年,孝宗侄,杨廷和推荐人选。大礼仪之争。信奉道教,宠信严嵩。

穆宗,5年,先后启用徐阶,高拱,张居正,隆庆新政。

神宗,48年,开始是张居正和冯保的合作,万历中兴。可惜晚年国本之争,太子和福王导致了后续太多问题,党争也开始了。

光宗,红丸案,上位才几个月。

熹宗,7年,喜欢木匠活,乳母客氏的关系魏忠贤上位,阉党碾压东林党。

思宗,17年,铲除阉党,有心无力,猜疑心太重,李自成攻破内城,自杀于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