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思想与声音

历史与思想 – 余英时

余先生论文的合辑,还是很高深的,毕竟是学术研究性文章。影响深刻的是这一篇,‘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讲到了儒家的转型和独尊儒术的背景。

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朱子语类》载: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卷一三四。按:《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载陆宣公答唐德宗语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朱子议论当即本于陆宣公此节奏语也)

   朱子能议论及此,才真不愧是旷代臣儒。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朱子答陈亮云: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579页)

   从朱子到今天,又过了八百年,因此我们只好接着说:

   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还有一篇说中国历史的特质,也很有收获。

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大统的政府。

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要迟到秦汉时代才出现,但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政权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在商周时代已经开始了。商人觉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歼灭商以前似乎也承认商是天下的共主。后来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认是受命于天。所以中国在中原的政权自视为‘天朝’,至少在观念上是很古老的。

…尽管很多官僚愿意跟商人勾结,甚至愿意经商,但商人不能成为社会上的中坚势力,皇帝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最能看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

封建之世,只有贵族血统才能登上政坛,但大一统国家形成后,政府便需要大量有才能的人。要选拔人才,不能单靠血缘的关系。于是考试,选举等制度便相应产生。汉代有贤良方正,后来孝廉最重要,东汉的孝廉已经需要考试。由考试而等仕途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正途出身。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而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成打破。

此外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宗教所占的地位不如西方重要,第二法律的发展常常落在社会现实的后面,这是最明显的。西方人初到中国,发觉中国人只拜祖宗而不信上帝,他们必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是西方的道德依附于宗教道德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不相信上帝便没有道德。….中国的道德精神则是独立于宗教意外以外的。但古代中国的道德和宗教仍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道德精神的独立可以说是儒家对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结果。

但是中国有很多道德观念又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历史上妇女讲节烈,男子讲气节。‘节’本身是一政治意义的的东西。…儒家一向是想用道德来控制政治,驯服赤裸裸的权利,宋儒尤其如此,强调‘理’尊于‘势’。但事实上儒家的努力并无显著的效果。这是因为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皇帝并没变成圣人,却获得‘圣人’的美号。中国道德的人间性一方面源于理智话,这是伟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来自政治化,这就不甚可喜了。不过一般的说,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作用,总是历史山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无所谓立法,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立法,甚至皇帝也不能立法,只有开国的皇帝能立法,后来的皇帝则要遵循祖宗的法度,不能任意改变。所以立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法律几乎经常与现实脱节。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反映现实。

分类
思想与声音

余英时回忆录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潜山人。

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同时,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一句‘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道出了中国传统和现代合二为一知识分子的最振聋发聩的力量。很惭愧去世那几天才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开始找他的著作看。回忆录就很有意义,记录了从出生的辗转,儿时的乡村记忆(在潜山乡下待了9年,估计和老家的情况基本一致),学生时期的启蒙和冲撞,都很鲜活。还有一趟火车引起的人生转折,留居香港,师从钱穆,后到哈佛求学,最后留美任教。也讲述了在香港和美国期间的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研究概况,对此完全陌生的我居然看了也有了几分兴趣。

为此大概理解了一点关于‘汉学’‘新儒学’的概念。余先生的价值观坚守更是令人敬佩。

怎么样才能让古老而流传至今的儒家精神,更好的融入到民主自由科学中去呢,儒家精神的生命力一定会长存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