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明显的宋粉一枚啊。写的还是很生动有趣滴。从衣食住行人的行为规范，去理解古代的人们。

摘录一些内容。

在齐民要术的贾思想眼里，土地是生活的来源。在宋朝的士大夫眼里，土地是老百姓的生活来源，而他们是管理老百姓的人。比如，土地上的树，贾思勰讲种树之法，讲怎样赢利。而司马光只是用树来打比方讲道理：“子不见夫树木者乎？树之一年而伐之，则足以给薪苏而已；二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桶；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栋。夫以为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乎？”桶是方形的椽子，楹是堂屋前的柱子，栋为房屋的脊檩。贾思勰看到的是实打实的树，而司马光透过树木看到的是道理。

所有官员中吃得最好的，当然是宰相府。唐朝史相府人称“政事堂”，宰相的小厨房称为 “堂食”或“堂馔”。唐代宗时，率相常衮认为堂馔过于丰盛，想要稍加减损，遭到了同列的-致反对。当时政坛所认同的观念是‘“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当多大的官、负多大的责任，就吃多高级的饭，若无才干，就应当辞职，而不应该辞去偉禄。窃以为.以此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比一味强调私德、忽略治理能力要强得多。当然，我们做此评论是有前提的，传统中国是等级社会，没有平等观念，而丰盛的堂馔属于制度规定，光明正大，无可厚非。

现代学者有种讨巧的说法，喜欢称“宋明”，将元朝一百多年忽路不计，直接把宋和明连成一片说。比如说到贞节观，最省事儿的说法就是“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样极端的话语。这句话的确是宋朝理学家程颐说的，但是贞节观这个锅，宋朝却不能随便就替明朝背起来。程颐本人主张婚姻的最高理想是男女双方都从一而终，他指的“失节”既包括女性的失节，也包括男性的失节，而非片面责备女性。在实践上，“二程”也并不反对女性再嫁。程颐能够欣赏和發美女性的学识与才华，他甚至主张，优秀的女子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那么不妨独身。

自从汉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表彰对象之中就有所滑“烈女”“节妇”，且以她们作为女性榜样。但是烈女之烈”，节妇之“芳”却并不一定与守贞有关，它可以指女性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特殊成就。比如说善于教育孩子，保持家风。宋代的女性榜样基本上仍然处于这种价值多元的状态，

宋代的范仲淹，在贬谪中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香言，他始终〝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不以寒温改其节，立朝敢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治军有术，使西夏称臣，边境得安宁：得位敢为天下先，勇于向官僚集团的利益开刀：在地方则积极治理。他晚年的最后一站，是在经历过大水灾后的青州。以衰朽残年之躯尽力做好灾民的安置返乡工作。

与范仲淹基本同时代，包探对人情的冷暖有着敏锁的洞察，对人性的软弱又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包探年轻的时候，跟一位姓李的同学一起在老家庐州的一座庙里读书—庙里有房子住，还管待斋饭，所以从唐代起就很流行在庙里读书。当然，这也是穷学生的做法。庙的附近住着一个大财主。这财主常常看见两位读书人从家门口过，知道他们书念得好，早晚会中进士、做大官，于是有心结交，总想请他们到家里坐坐，但包抓和李同学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有一天，财主就特地备好一桌酒席，专门下了姑子，请二位秀才“光临寒舍”。盛情难却，李同学就要洗脸更衣准备赴宴了。包抓一把拦住他，严肃地说：不能去。咱们是读书人早晚要做官。他是个富人，咱们现在如果吃他的请、得他的好处，万将水被派回老家来主政地方，他若有不合礼法的事情求到咱们，那该怎么办？ 李同学一听有道理，最终两个人都没去。后来，包拯和李同学果然都中了进士，并且在若干年后，都曾主政庐州，干得都还不错，其间并未受到人情干扰。